确定国家利益优先层级

　　“近年来，中国外交战略始终围绕现实中的紧迫问题与国家长远利益来考量，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全方位、多层次的展开，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稳步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在海洋权益维护方面战略主动性提升，以及G20杭州峰会等多个主场外交活动的成功举办等。这些实践也引发了如何确定符合现阶段发展需求的战略目标，理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更好地实现战略进取与战略克制平衡的思考。”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方银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认为,当前中国外交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塑造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过去几年，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其原因是牢牢地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应在对中国的实力地位、在国际社会中的能力与作用，形成准确认识的基础上界定当前阶段的国家利益，并确定优先层级，从中分析出首要国家利益，坚定不移的给予贯彻。同时，要界定每项政策服务的具体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使得策出有据，提高效率和针对性。“总体来看，如果能够打牢周边关系基础，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战略主动性就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包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应坚持周边优先的基本思路。”阎学通说。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叶海林表示赞同。他说：“当同时追求多个目标的时候，可能出现目标间难以兼顾的问题。就像当我们同时试图抓两只兔子时，有可能一只兔子也抓不到，这种情况下，集中精力抓住那只最大的兔子，就成为相对明智的选择。为此，我们需要对追求的不同的目标进行合理的排序，并相应地配置适当的资源。”

　　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有归属感，既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高程认为，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意愿。当前的优先考虑是实现自身发展。“有时，我们试图用经济手段实现一些政治目标，但主要依赖经济手段存在一定的局限，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的适用范围相对有限；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安全问题可能存在高投入和低产出。此外，依靠经济手段可以缓解一些较大冲突，但难以通过它实现崛起目标。因此，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需要进一步丰富非经济手段。”高程说。

动态认识战略收益

　　围绕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热议的“战略透支”问题，与会学者纷纷表示，过去几年，中国始终将“互利共赢”作为对外合作的准则，总的来说目标明确，投入合理。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陈定定表示：“外交战略需要与自身实力地位相匹配，不仅是与当前的实力地位，而且要与实力发展的动态过程相匹配。未来中国实力继续上升的趋势，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创造了较大的想象空间。”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丰分析了“战略透支”一词的内涵。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在制定外交战略时的确需要考虑成本和收益的平衡。在没有导致国力最终损耗和衰退之前，国家在理论上可以通过止损的方式来规避战略透支，比如退出一场损耗性的战争，减少海外承诺和介入，减少边缘地带和不重要事项上的投入等。但是，“战略透支”运用到中国当前外交并不贴切，中国外交的战略资源投入虽然在增大，但并不存在“超支”选项。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孙学峰同样认为，战略透支的概念并不适于当前中国，它往往针对的是大的帝国、顶峰时期的帝国。造成战略透支最关键的原因往往是战争。大国外交上太成功、太顺利从而过度扩张导致战略透支。当前，中国需要注意的是外交进取的速度，要循序渐进，分清先后次序，包括在形势不利时，耐心等待机会。

　　周方银表示，评估外交政策应用长远眼光，而不是拘泥于短期利益和收益，以成本与收益作为“战略透支”的注解有失偏颇。首先，并不是成本大于收益就是战略透支。战略透支往往意味着持久性的、相当规模的成本大于收益，从而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战略负担，并对国家的兴衰产生明确可见的负面影响。其次，在不得不付出很大代价的情况下，即使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也不属于战略透支的范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外交过去几年投入的战略资源，与战略透支的概念没有太大关系。第三，战略透支的存在与否，不仅涉及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而且涉及成本收益评估。在战略的早期投入阶段、夯实基础的阶段，成本大于收益是十分正常的。有时，战略需要熬过一个比较长的投入大于产生的阶段。

　　“战略的推进和执行往往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而非僵化的过程。战略透支的发生，常常不是因为战略本身，而是因为在战略执行中的僵化、政策力度过大、不适当的政策执行时间过长。由于执行水平不一，同样的战略，既可以成为好的战略，也可以导致很差的结果，因此，战略执行十分重要。”周方银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徐进表示，“中国外交的中期任务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此基础上，我们对国际性质的判断总体上是准确的，制定的外交战略总体是合理的。在评判中国外交时，需要区分战略和战术，战术层面的灵活进退并不影响对战略本身有效性的评估。”